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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股危機並非空談，最近幾週，在新冠病毒疫情的掩蓋下，香港警察逮捕了數百名支持民主的抗議者，以及知名的社運人士，罪名包括從公眾地方行為不檢到違反防疫「限聚令」的措施。

Photo Credit: 中央社 外交部長吳釗燮（左）與美國在台協會處長酈英傑（ Brent Christensen）（右）共同為裝載台援美口罩的紙箱貼上「台灣能幫忙」（Taiwan can help）貼紙。台灣重返世衛之路的「Taiwan can help」，其角色定位在哪？ 台灣在這波新冠疫情的卓越表現，無疑提供世界在多元民主和威權社會體系的兩個極端中，提供一個第三路線的成功典範，而「台灣模式」中，信任與透明成了關鍵

近期已有病人團體公開要求AstraZeneca，揭露疫苗開發的專利權議題，尤其這項開發來自大量英國與美國的公基金共同資助，並對藥廠從中長期獲利、甚至藥品壟斷風險表示擔憂。甚至國光疫苗亦表示有興趣投入雙價流感冠狀病毒疫苗的研發。文：賴姿蓉（英國格拉斯格大學衛生與福址研究所） 「COVID-19」（2019年新型冠狀病毒疾病，簡稱武漢肺炎、新冠肺炎）的大流行，已造成全球近40萬人死亡，其高傳播力的特性，讓病毒學家斷言此新冠肺炎恐將「流感化」。但有趣的是，即使英國政府在備受公共藥品支出壓力下，仍未公開表達支持或採取強制性措施。唯有在公資金投注下才能要求無專利問題，確保生產並分發給最需要的人。

而高端生技正和美國國衛院（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, NIH）技術合作開發次單位疫苗。此外，疫苗研發除了要審視公私合夥關係，解決公與私利益間的平衡之外，人道考量也是需要關注的重點。相關人士表示，北韓方並未說明為何上午未依協議接聽電話。

昨天上午是北韓在兩韓聯絡辦公室設立後首次未接聽電話，引發外界憂心，北韓是否已如先前所說，關閉聯絡辦公室。冒犯了北韓的最高尊嚴，愚弄了全體北韓人民，使北韓全體人民都非常憤怒。南北韓一切通訊聯絡線將在9日下午12點整，由北韓「切斷並廢除」，包括北韓勞動黨中央本部大樓與韓國青瓦台，之間的熱線、兩韓聯絡辦公室通訊聯絡線、軍方東西海通訊聯絡線、兩韓通訊試驗聯絡線等。最高尊嚴是用任何東西都換不了的。

不過，《韓聯社》報導，韓國統一部相關人士表示，下午已依兩韓聯絡協議進行通話。《朝中社》的公報措辭強烈地表示： 「這問題比不上其他問題，絕不會有寬恕和機會，一定要讓他們付出應有的代價。

兩韓聯絡辦公室在2018年9月啟動，分別派駐人員做為雙邊溝通的「長駐管道」，但因2019冠狀病毒疾病（COVID-19，俗稱武漢肺炎）影響，韓國方已全面撤回長駐人員，但仍維持例行聯絡《藝術的故事》裡英國藝術家屈指可數，可說反映出Gombrich認為在歐洲藝術的發展進程中，英國藝術家的貢獻寥寥無幾。」[1]【圖1】 Photo Credit: ©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, London. 【圖1】Nicholas Hilliard, Young Man among Roses, c. 1587. Watercolour on vellum stuck onto card. 英國藝術家再度上場，要到第23章「理性的時代：英格蘭與法蘭西，十八世紀」。這當然不是台灣聽眾單方面的問題。

文：謝佳娟 「英國有藝術嗎？」我曾在一個公開演講場合表示研究「英國藝術史」時，遭到這樣的質問。」[3] Gombrich所謂的在法國「下一代身上得到較大的成果」，指的是馬奈以及其後的印象派畫家，他稱之為浪漫主義（德拉克洛瓦為首）與寫實主義（庫爾貝為首）之後的「第三次革新風潮」。維多利亞時代（1837-1901）的大師渴求純真，卻又充滿了自我矛盾以致無法真正獲得。以他談論前拉斐爾派（Pre-Raphaelite Brotherhood）為例，他說道：「雖然前拉斐爾派畫家的出發點與米勒和庫爾貝相似，我卻認為他們忠誠的努力倒把他們趕入了一條死巷。

在《藝術的故事》終結的二十世紀前半葉，同樣也只有抽象畫家尼柯森（Ben Nicholson, 1894-1982）與雕刻家摩爾（Henry Moore, 1898-1986）兩位英國藝術家稍露面孔。這個例子是相當具有權威性的藝術通史著作，E. H. Gombrich（1909-2001）的《藝術的故事》（The Story of Art）。

《藝術的故事》全書28章，從史前時代開始，直到20世紀中。[2]這樣的好處——尤其對中文讀者而言——似乎是容易掌握歐洲作為單一主體的藝術進程，然而最明顯的缺陷之一，便是易於忽略歐洲各國各地不同的社會文化背景與條件。

然而什麼是「真實」？前拉斐爾派畫家也不斷追求「真實」，但Gombrich顯然對「真實」有不同的看法。書中第一次出現英國藝術家名字，是在第18章「藝術的危機：歐洲，十六世紀晚期」，然而僅以一小段提及「著名英格蘭大師希爾亞德（Nicholas Hilliard, 1549-1619）繪於西元1590年左右的伊麗莎白王朝青年貴族小畫像，最能說明此種典型新肖像畫的觀念。整個十九世紀，除了英國國會大廈的設計師百利（Sir Charles Barry, 1795-1860）與蒲金（A. W. N. Pugin, 1812-1852）、前拉斐爾派中的羅塞提（Dante Gabriel Rossetti, 1828-1882）【圖2】、以及在大篇幅講法國畫家馬奈（Édouard Manet, 1832-1883）時順道一提作為對比的英國畫家弗利斯（William Powell Frith, 1819-1909），英國藝術家似乎集體消失。除了點名建築師列恩（Sir Christopher Wren, 1632-1723）與肯特（William Kent, 1685-1748），以道德寓意風俗畫聞名的霍加斯（William Hogarth, 1697-1764）、首任皇家藝術學院院長雷諾茲（Sir Joshua Reynolds, 1723-1792）、以及其對手根茲巴羅（Thomas Gainsborough, 1727-1788），則是首度佔有相當版面的英國畫家。聯經的中文譯本於1980年首版，至今也已出到第6版。藝術通史上，英國畫派落後歐陸其他畫派的說法，也是老生常談。

Photo Credit: © Tate Britain. CC-BY-NC-ND 3.0 (Unported) 【圖2】Dante Gabriel Rossetti, Ecce Ancilla Domini! (The Annunciation), 1849-50. Oil on canvas, 72.4 x 41.9 cm. 《藝術的故事》是以歐洲為單位來講述藝術的進程，「國家畫派」的演變並不是此書的關懷。這篇文章並不試圖釐清這些既定印象的來龍去脈，而只想挑一個例子來看，到底英國藝術在藝術通史書籍中怎麼被談論。

Gombrich身為傑出的藝術史學者，當然並非不諳此理，而是受限於一本可手持閱讀的入門書的限制，必須高度挑選講述的材料。而跟他們同代的法國人希望更進一步探掘有形世界，則在下一代身上得到較大的成果。

作為藝術史入門書，其普及程度大抵無可匹敵。雖然英文原著於1950年初版，且是以寫給英語世界年輕讀者為目的，但至今已譯為多國語言不斷再版。

簡言之，這種「革新」便是打破學院傳統，重新以藝術家之眼去觀察可見世界、並在畫布上再現眼見「真實」的努力。翻開一本「西方藝術史」書，英國藝術家所佔的篇幅通常很少。弗利斯的《德比賽馬日》（Derby Day）【圖3】鉅細靡遺地描繪了各式細節，Gombrich認為「若是在空閒時逐一研究欣賞畫中各色各樣的愉快情境，倒是最好的享受，然而在實際生活中，我們當然不可能同時容納這一切景象《藝術的故事》裡英國藝術家屈指可數，可說反映出Gombrich認為在歐洲藝術的發展進程中，英國藝術家的貢獻寥寥無幾。

簡言之，這種「革新」便是打破學院傳統，重新以藝術家之眼去觀察可見世界、並在畫布上再現眼見「真實」的努力。以他談論前拉斐爾派（Pre-Raphaelite Brotherhood）為例，他說道：「雖然前拉斐爾派畫家的出發點與米勒和庫爾貝相似，我卻認為他們忠誠的努力倒把他們趕入了一條死巷。

除了點名建築師列恩（Sir Christopher Wren, 1632-1723）與肯特（William Kent, 1685-1748），以道德寓意風俗畫聞名的霍加斯（William Hogarth, 1697-1764）、首任皇家藝術學院院長雷諾茲（Sir Joshua Reynolds, 1723-1792）、以及其對手根茲巴羅（Thomas Gainsborough, 1727-1788），則是首度佔有相當版面的英國畫家。」[3] Gombrich所謂的在法國「下一代身上得到較大的成果」，指的是馬奈以及其後的印象派畫家，他稱之為浪漫主義（德拉克洛瓦為首）與寫實主義（庫爾貝為首）之後的「第三次革新風潮」。

在《藝術的故事》終結的二十世紀前半葉，同樣也只有抽象畫家尼柯森（Ben Nicholson, 1894-1982）與雕刻家摩爾（Henry Moore, 1898-1986）兩位英國藝術家稍露面孔。書中第一次出現英國藝術家名字，是在第18章「藝術的危機：歐洲，十六世紀晚期」，然而僅以一小段提及「著名英格蘭大師希爾亞德（Nicholas Hilliard, 1549-1619）繪於西元1590年左右的伊麗莎白王朝青年貴族小畫像，最能說明此種典型新肖像畫的觀念。

而跟他們同代的法國人希望更進一步探掘有形世界，則在下一代身上得到較大的成果。文：謝佳娟 「英國有藝術嗎？」我曾在一個公開演講場合表示研究「英國藝術史」時，遭到這樣的質問。雖然英文原著於1950年初版，且是以寫給英語世界年輕讀者為目的，但至今已譯為多國語言不斷再版。維多利亞時代（1837-1901）的大師渴求純真，卻又充滿了自我矛盾以致無法真正獲得。

Gombrich身為傑出的藝術史學者，當然並非不諳此理，而是受限於一本可手持閱讀的入門書的限制，必須高度挑選講述的材料。翻開一本「西方藝術史」書，英國藝術家所佔的篇幅通常很少。

」[1]【圖1】 Photo Credit: ©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, London. 【圖1】Nicholas Hilliard, Young Man among Roses, c. 1587. Watercolour on vellum stuck onto card. 英國藝術家再度上場，要到第23章「理性的時代：英格蘭與法蘭西，十八世紀」。[2]這樣的好處——尤其對中文讀者而言——似乎是容易掌握歐洲作為單一主體的藝術進程，然而最明顯的缺陷之一，便是易於忽略歐洲各國各地不同的社會文化背景與條件。

然而什麼是「真實」？前拉斐爾派畫家也不斷追求「真實」，但Gombrich顯然對「真實」有不同的看法。藝術通史上，英國畫派落後歐陸其他畫派的說法，也是老生常談。